中国经济转型研究报告（44页）

行业报告下载 2020年10月18日 06:05 管理员

中国香港将制造业内迁，形成与内地“前店后厂”的模式；并对金融市场进行改革，着重发展金融、地产等服务业。新加坡推出“国际总部计划”、“国际商务中心计划”，以及各类航运优惠计划，着重发展金融、商业服务、航运等服务业。到2000年，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已经成为全球最大港口；金融业也先后起步，逐渐发展成为纽约和伦敦之后的两大全球金融中心。与先导型经济体显著不同的是，中国具备更为更为广阔的纵深腹地，在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，可以自然形成东中西部不同的产业链分工定位，并避免由于结构转型升级导致的类似“产业空心化”问题。自然形成的“雁型矩阵”下，东部近似“消费型”、中部近似“生产型”、西部近似“资源型”的定位，更容易形成闭环。

中国台湾开启转型以来，政策引导新兴产业加快培育，但支持方向过于单一，主要集中在电子行业；例如，2001-2015年，电子零部件行业研发支出占比提高了8.7个百分点，而其他新兴产业明显缺乏培育。 2001年底，中国大陆正式加入WTO，并快速发展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，这让产业结构过于单一、创新驱动力度不足的中国台湾地区，在很多产业上的比较优势进一步下降；例如，中国大陆的工业机器人销量在2005年超过中国台湾后，两者差距越拉越大。转型过程中，伴随着经济增速“换挡”，前期积累的社会问题逐渐暴露，处理不好的话会影响转型进度;例如，新旧动能切换容易暴露“结构性失业”等问题，而就业关乎民生和社会民生，处理不好可能爆发社会风险，甚至导致经济转型中断。这使得转型期间的政策协调变得格外重要，宏观政策需合理搭配，预防经济失速，为转型升级提供相对平稳的宏观环境；社会政策也要发力，通过稳定就业、缩减贫富差距、提高医疗卫生等社会保障等，降低转型对微观主体的可能冲击。

纵观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发展规律，杠杆率水平与发展水平总体呈现正相关关系；可以理解为，伴随着发展水平的提升，对杠杆率的容忍度会有所提升。数十年债务驱动发展模式下，中国杠杆率快速抬升、已明显高于同等发展水平的经济体；不断抬升的杠杆率和债务压力，对微观个体的现金流自由度、及经济行为空间已形成明显压制，在2011年后直观表现为“只见杠杆升、不见经济稳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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